聚焦国家文化构造作用机制——评《国家文化与国民文化的构造及其转换》

2021-10-19 15:07:20 作者：中国文化报

近代以降，中国仁人志士在一次次追寻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付出了巨大努力，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现代化之路。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应对西方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如何发挥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实现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战略要求。武汉大学傅才武教授团队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项目课题“基于数据分析的国家文化构造与国民文化传播研究”。   　　作为该课题的主要结题成果之一，专著《国家文化与国民文化的构造及其转换》及其系列论文《中西比较下的国民文化结构：审美范式差异及其内在机制》《文化认同型国家属性与国家文化战略构架》《国家文化与国民文化的内涵、结构及其相互作用机理》等，是该课题组对国家文化构造以及国家文化与国民文化结构之间相互作用机制所做出的深入探讨，体现了文化学者对于推进国家文化改革发展的理论自觉。该课题成果的特征是：   　　第一，组建跨学科团队，融入大数据研究方法，努力推动文化研究方法的创新运用。作为国家重点研发项目课题，具有推动文理交叉、文化研究方法创新的要求。国家文化和国民文化构造，作为一个社会巨系统，如果没有大数据方法的融入，就很难深入到社会微观生活领域，难以真正建立起宏观构架与微观生活领域的连接。在武汉大学和湖北省文物局的支持下，傅才武教授团队于2015年承担和完成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荆州大遗址楚文化数字化保护与传播技术集成示范”，形成了历史学、遥感测绘、大数据技术、数字传播和文化管理等多学科交叉的稳定团队。在此基础上，2017年又承担了“基于数据分析的国家文化构造与国民文化传播研究”课题，进一步强化了大数据技术和方法在文化学领域的运用。因此，本课题研究中，不仅仅体现为专著中关于世界主要国家文化实力的量化研究成果，而且体现为文化理论领域研究方法的创新。课题组在文化学的专著和系列论文之外，还形成了关于文化理论研究的大数据方法探索，如系列论文《基于社区发现算法的国家文化谱系结构挖掘》《基于面板数据分析的国际文化交流重要事件挖掘》《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的正能量评价》《基于数据挖掘的国民文化特质识别方法》等，这是该课题研究成果的一大特色，也是一大亮点。   　　第二，在国际比较视野下推陈出新，建构了关于国家文化和国民文化构造的基本框架。进入国际市场以后，国家文化构造作为全球性发展命题，既是一国之内政，更是一国之文化外交。对国家文化构造的研究，必须置于国际性的比较视野中考察、审断和对比，从而在国际比较基础上建构国家文化和国民文化构造的基本框架。本书第一章即对作为文化共同体的国家构造展开了讨论，吸纳了自民国时杨度以来对中华民族文化性的结论，并对国家、文化、宗教、民族等不同认同形态及其概念在不同民族国家实体中的表征进行了比较分析，通过归纳分类，使这些十分抽象的概念具象化和形象化，易于理解与接受；而且提炼出文化认同型国家这一特点，从学理上标明了作为文化共同体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独特性。   　　在第二章《国家文化的基本构造》中，应用冯天瑜教授关于文化生态学的分层理论，提炼出国家文化结构的概念及其内在机制——主权版图系统、生态环境系统、政治经济系统、文化行业系统以及认同系统五大系统组成的结构化体系及其形成机理。在国际比较视野下，对民族、宗教和文化三种认同类型国家的文化特点及国家文化体制化结构表征做了深入探讨，这无疑为学界讨论国家文化结构及其类型特征提出了有效的解释框架。在第三章《国民文化的基本构造》及相关论文《中西比较下的国民文化结构：审美范式差异及其内在机制》中，课题组继承冯天瑜教授的文化生态学理论，将国民文化形态分为物态、制度、行为和心态四种基本形态，进而依据不同的构成方式及功能模式，把世界主要国家的国民文化类型分为宗教——高情感型、文化——中情感型和民族——低情感型三类，推进了学界对国民文化结构及其类型的认知。本书第四章基于案例研究和分析，将两种基本构造还原到世界上一些代表性国家实体上，对理论进行验证，进一步细化国家文化构造的基本类型，并对代表性国家的文化实力进行分级，最后抽象出国家文化类型模型和国家文化实力模型。   　　本书最后落脚到国家文化、国民文化相互转化内在机制的一般规律阐发上，从而完成了整个国家文化构造的理论框架的建构。国家文化和国民文化内涵及其构造的基本框架的关键基础概念渊源有自，建构框架的逻辑思路清晰，充分体现出课题组进行理论创新的努力和追求。   　　第三，超越经院式蹈虚，体现为对文化未来发展的现实观照。文化理论研究由于大尺度、长时段的固有特性，大多偏重于宏观、偏重于经院研究。课题组按照国家重点研发项目要求，借鉴自然科学方法——定量化和标准化，使国家文化和国民文化的生成、转化、影响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大数据化、标准化与通约化，借助定量研究方法解决文化领域的质性研究难题，这也为国家文化和国民文化政策的深入研究开辟了道路，体现出社会科学工作者对国家和民族文化未来发展的现实关怀。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文化和国民文化构造具有了全球性的普遍意义。为应对这一全球性命题的挑战，学界大体可以分为两条学术进路：一条是在一系列概念和理论中穿梭行进，试图在思想领域建构理论体系；另一条是以民族国家未来发展的现实需要为锚，在全球化中实现国家文化现代化。课题组在这方面深耕，在追寻现代国家文化构造的机理上进行了有益探索，并取得了一系列的理论应用成果。   　　如本书第六章重点探讨了文化认同型国家的文化战略构架问题，明确提出了建设21世纪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战略目标和政策路径，这是在文化战略上对前述诸章的理论升华。在专著之外又发表了系列论文，既涉及国家文化宏观战略层面，如《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重大战略设计》《全球化环境下国家文化安全的前提是扩大文化开放》《坚定文化自信，是对当代中国文化现代化道路问题的科学回应》等，也涉及到微观文化政策方面，如《中国文化产品出口模式特征——基于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的实证研究》《纪实影像中的中国故事叙述的路径演化》《内在性、外显性与隐蔽象征：传统文化的视觉表达——以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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